1月21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称，正在讨论最早于2月1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文首先复盘了“特朗普1.0”对华加征关税期间，中国出口受到的冲击和变化规律；其次针对“特朗普2.0”对华加征关税的不同可能情景，测算中国出口和经济所受影响大小；最后提出中国怎么样应对的建议。

  根据上一轮的经验，预计在关税政策正式落地前，中国企业将出现集中“抢出口”的现象；而随着关税生效以及“抢出口”透支需求，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将出现显著回落。鉴于中国完整且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合作共赢贸易理念下的“朋友圈”和多元化市场、对美反制以拓展谈判空间等因素，2025年中国出口仍将保持一定韧性，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可控。当然，未雨绸缪推动更大力度的政策和更大程度的改革是应对内外部各种风险挑战的重中之重，内部经济持续企稳回升、社会稳定，是应对外部形势变化的坚实基础。

  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共发起四轮加征一定的关税行动，涉及清单1、清单2、清单3、清单4的商品出口，其中清单4又分为A和B两个子清单。美国对华加征一定的关税共涉及价值约3700亿美元商品，占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金额的68.7%。根据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测算，美国对华进口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初的3.1%最高涨至2019年底的21%，随着2020年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平均关税税率小幅回落至19.3%。

  2018年7月至8月，关税清单1和清单2陆续生效，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主要为机械设备、汽车、钢铁等中间品和资本品。

  2018年9月，关税清单3生效，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2019年5月加征一定的关税税率进一步提升至25%，涉及商品不仅包括餐饮、皮毛制品、家具等消费品，还包括化工品、塑料橡胶制品、纺织材料、贱金属及其制品以及机械设备等中间品和资本品。

  2019年9月，关税清单4A生效，对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的关税。主要涉及前三轮清单中未涵盖的商品，尤其是服装、鞋、雨伞、玩具、书籍等消费品。

  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对清单4B商品暂停加征一定的关税，对清单4A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5%减半至7.5%。

  二、美国对华加征一定的关税对中国出口的三重影响：基于“特朗普1.0”时期的经验

  2017年二季度起，受关税威胁的“抢出口”效应便逐步显现。尽管当时美国尚未公布加征一定的关税的详细商品清单，美国进口商已提前大规模备货，中国企业大范围“抢出口”。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明显高于中国对其他经济体出口；美国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速也明显高于美国自其他经济体进口。

  关税生效前的一个季度内，出现“抢出口”的概率较大，且越临近关税生效时间，“抢出口”幅度越大。对于清单1、清单2和清单3商品，关税政策生效前一个季度内，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平均增速分别达21.5%、31.8%、14.6%，明显高于中国对美国总体出口增速的11.2%；关税生效前一个月，出口同比更是分别高达26.0%、37.4%和15.9%，明显高于总体的10.6%。

  受关税增加以及前期“抢出口”透支需求影响，关税生效后，相关商品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显著回落。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301关税”清单商品同比下降15.1%，而清单外商品出口同比却增长7.9%。

  值得注意的是：清单1和清单2商品主要为中间品和资本品，美国产业链寻找替代品需要一段时间，叠加2018年中国提高出口退税税率、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因素影响，2018年四季度，清单1和清单2商品对美出口维持韧性，出口增速在加征一定的关税生效1个季度后才明显回落。而清单3和清单4商品涉及多种消费品种类，可替代性较高，加征一定的关税生效后，对美出口同比增速立即回落。

  2017-202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从19.1%回落至15.0%；美国自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比重从17.4%回落至11.1%。分商品看，按HS四位数编码分类，美国自中国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回落的商品达887类目，占所有商品的七成。其中，皮革箱包、家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占比回落最为显著。

  虽然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比重回落，但中国占全球出口份额不降反升。2023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为14.2%，高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2017年的12.8%。

  一是为应对美国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冲击，中国企业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增加对美国的间接出口。2017-2023年，中国企业对东盟、墨西哥等主要转口地区的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分别增加3.4和0.8个百分点，美国从其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分别增加2.2和1.6个百分点。

  二是中国企业为减轻关税冲击，增加对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布局，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需求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越南和美国形成了“中国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越南加工组装—出口至美国”的产业链贸易链模式。以纺织服装价值链为例，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总额中，归属于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的比重约为25%。

  三是中国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与其建立合作共赢关系，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2017-202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规模年均增长13.6%，明显高于同期中国出口总体增速。

  根据“特朗普1.0”时期的数据测算，关税生效半年内，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约为0.8，即关税每上升1%，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关税生效1年内，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约为1.2，即关税每上升1%，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

  分商品看，家具、玩具、皮革制品、鞋服等劳动密集型商品、车辆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等商品的出口关税弹性较高，即关税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降幅较大；矿产品、餐饮、化学品等商品的出口关税弹性较低。主因家具、玩具、鞋、服装等消费品可替代性较高，计算机、空调、冰箱等家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全球化程度较高，进口商也较容易找到替代品。而矿产品（稀土等）、化学品和橡胶塑料制品作为制造业生产的中间品，与美国产业链连接较为紧密，中国的产品竞争力也较强，不容易找到替代品。

  “特朗普2.0”加征一定的关税的不同可能情景下，中国出口和经济受到的冲击幅度也有不同，具体测算如下：

  小幅加征一定的关税情景：2025年2月，特朗普直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或将导致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考虑到2024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为19%，因此可能会影响2025年中国GDP同比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

  中幅加征关税情景：最快于2025年二季度，特朗普根据新一轮301调查的最终结果，对中国特定商品加征一定的关税，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慢慢地提高至40%-50%，即加征20%-30%的关税，可能会影响一年内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24-36个百分点，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速回落3.5-5.3个百分点，GDP同比增速下降0.7-1.0个百分点。

  大幅加征一定的关税情景：极端情形下，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对华征收60%的关税，即加征40%左右的关税，一年内可能拖累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49个百分点，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速下降7.2个百分点，GDP同比增速下降1.4个百分点。

  一是特朗普或将对进口商品进行溯源审查，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方转出口或通过简单加工再出口至美国的行为。拜登政府宣布对含有中国钢材或铝的墨西哥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即若无法证明钢铁、铝制品是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熔化或浇注的，从墨西哥进口的钢铁产品也将被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或将延续和扩大进口溯源商品的种类范围。

  二是特朗普将针对中国外迁至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进行贸易打击，影响中国对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2024年，拜登政府对东盟四国的光伏产品征收21.3%至271.2%的反倾销税，特朗普或将扩大打击范围。

  三是特朗普在竞选时宣称将对全球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将导致全球贸易活动萎缩，冲击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智库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IESR）预测，特朗普对全球征收10%的关税以及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将在五年内拖累全球GDP萎缩2%，贸易量下降6%。

  面对特朗普再度对华加征关税，中国应沉着冷静，对外出台有力的反制措施，对内提高内部政策和预期的确定性。

  二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大财政货币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扩大内需，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

  三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秉承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逐步扩大与广大“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

  四是通过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引导核心环节和高的附加价值环节环节留在中国本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

  五是推动企业稳步、有序出海，通过金融政策支持、提高境外投资服务保障等政策，为中国出口和出海企业做好服务保障。

  二、美国对华加征一定的关税对中国出口的三重影响：基于“特朗普1.0时期”的经验

  早期摩擦（2017年至2018年3月），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一定的关税，启动“301调查”。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表示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措施，渲染对中国的关税威胁。2017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特别301报告”中，将中国列在了“优先观察国”的第一位，并启动针对钢铁、铝制品的“232”贸易调查，特朗普兑现其关税威胁的可能性升温。2017年8月，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启对中国的“301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威胁对600亿商品加征关税。

  关税生效，并持续升级（2018年4月至2019年底），美国对中国发起四轮关税行动，涉及清单1、清单2、清单3、清单4的商品出口，其中清单4又分为A和B两个子清单。

  2018年6月15日，美国宣布最终的加征关税清单，分两批实施，7月至8月，清单1和清单2陆续生效，加征25%关税，最重要的包含机械设备、塑料制品等中间品和资本品。

  2018年6月18日，特朗普宣布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清单3）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涉及商品不仅包括餐饮、皮毛制品、家具等消费品，还包括化工品、塑料橡胶制品、纺织材料、贱金属及其制品以及机械设备等中间品和资本品。2018年9月，清单3生效，加征10%的关税，并宣布在2018年底将关税提高至25%。2018年12月，美国宣布针对清单3商品提升关税的生效日期延迟至2019年3月，2019年2月宣布再推迟至5月生效。

  2019年5月，USTR发布第四批加征一定的关税商品清单，8月20日，美国宣布对3000亿商品（清单4）加征10%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月15日起实施。8月30日，USTR将清单4商品的加征一定的关税税率提高至15%，涉及商品主要为前三轮清单中未涵盖的产品，尤其是服装、鞋、雨伞、玩具、书籍等消费品。

  阶段性缓和（2020年初），中美达成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019年，中美进行了多轮经贸高级别磋商，最终在12月13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月14日，美国将清单4A对华关税从15%降至7.5%，暂停对清单4B加征一定的关税。

  “特朗普1.0”对华加征一定的关税涉及商品范围较广、加征关税幅度较大。最终生效的“301关税”清单涉及价值约3700亿美元商品，占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金额的68.7%，包括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根据PIIE测算，美国对华进口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初的3.1%最高涨至2019年底的21%，随着2020年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平均关税税率小幅回落至19.3%。

  二、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三重影响：基于“特朗普1.0时期”的经验

  2017年二季度起，受关税威胁的“抢出口”效应便逐步显现。尽管当时美国尚未公布加征关税的详细商品清单，美国进口商已提前大规模备货，中国企业大范围“抢出口”。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明显高于中国对其他经济体出口；美国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速也明显高于美国自其他经济体进口。高科技产品是美国最初对华加征关税的重点，主要涉及科技密集型商品的清单1和清单2率先启动“抢出口”。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清单1和清单2商品同比平均增长22.6%，较清单1和清单2外的商品高10.8个百分点。

  关税正式生效前的一个季度内，出现“抢出口”的概率较大，且越临近关税生效时间，“抢出口”幅度越大。四轮“301关税”清单生效前，都会存在“抢出口”现象。具体看，对于清单1、清单2和清单3，分别于2018年7月、8月和9月生效，在其关税政策生效前一个季度内，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平均增速分别达21.5%、31.8%、14.6%，明显高于总体出口增速11.2%；关税生效前一个月，出口同比更是分别高达26.0%、37.4%和15.9%，明显高于总体出口增速10.6%。清单4A于2019年9月1日生效，2019年5月至7月，清单4A商品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平均达5.5%，较清单外商品高16.8个百分点。

  受关税增加以及前期“抢出口”透支需求影响，关税生效后相关商品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显著回落。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301关税”清单商品同比增速达-15.1%，同期“301关税”清单外商品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7.9%。

  关税生效后，清单3和清单4商品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立即回落。清单3和清单4涉及多种消费品种类，可替代性较高。其中，对清单3商品加征25%关税的政策最初生效时间为2019年初，“抢出口”高潮出现在2018年底，2019年一季度，抢出口对需求的透支效应逐步显现。

  清单1和清单2商品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延迟1个季度出现回落。2018年下半年，中国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稳外贸政策密集出台，叠加人民币汇率贬值，有效对冲了美国对中国加征一定的关税的部分成本。同时，清单1和清单2主要为技术密集型商品，美国进口商寻找替代品需要一段时间。2018年四季度，清单1和清单2商品中国对美出口维持韧性，出口增速在加征一定的关税生效1个季度后才明显回落。

  2017-202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从19.1%回落至15.0%；美国自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比重从17.4%回落至11.1%。虽然疫情期间受益于国内生产率先恢复的“供给替代”，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有所回升，但疫后美国重启对中国的“脱钩断链”，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比重创新低。

  分商品看，美国自中国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回落的商品达887类目，占所有商品的七成，皮革箱包、家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占比回落最显著。美国对华加征“301关税”基本覆盖了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受提高关税影响，按HS四位数编码分类，2017-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占从全球进口比重回落的商品达887类目，占所有商品的71.8%。其中，皮革箱包、编结材料制品、帽类、家具进口比重降幅均超20个百分点，分别为33.6个百分点、28.5个百分点、25.0个百分点和22.6个百分点。

  虽然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比重回落，但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不降反升。2023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为14.2%，高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2017年的12.8%，也高于此前高点2015年的13.7%。

  一是中国企业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增加对美国的间接出口，部分对冲了加征一定的关税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后，墨西哥和东盟成为中美贸易的主要转口地区以及企业出海的主要目的地。一方面，墨西哥和东盟地理位置优越，墨西哥和东盟分别与美国和中国接壤，运输成本较低，物流效率较高。另一方面，墨西哥和东盟的关税优惠政策利于商品转口贸易。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签订《美墨加协定》，墨西哥出口至美国商品税率较低，中国和墨西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贸易协定》，双方在关税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与东盟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商品出口东盟国家的成本更低，美国给予东盟“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TRN）地位，东盟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

  在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对墨西哥和东盟的出口比重和美国对其进口比重同步增加。2017-2023年，中国对东盟、墨西哥等主要转口地区的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分别增加3.4和0.8个百分点，美国从其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分别增加2.2和1.6个百分点。2017-2023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金额增长455.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回落金额705亿美元的65%，转口贸易对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对冲效应显著。

  二是中国企业为减轻关税冲击，增加对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布局，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需求增加。在墨西哥进行转口贸易和加工的商品主要为汽车、航空器、船舶和钢材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墨西哥的汽车、电子制造业的产业链配套相对成熟，可在当地进行组装或简单加工后再转口到美国。2017-2023年，墨西哥自中国进口的轨道电车、车辆及其零件、船舶和钢铁分别增长445%、254%、158%、269%，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以上商品同步增长，分别增长171%、55%、104%、108%，均高于整体进口增速。在东盟进行转口贸易和加工的商品大多分布在在纺织鞋服、皮革箱包、玩具品、家具、电子科技类产品等消费品，主要在于东盟部分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以中国、美国和越南贸易为例，2024年越南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占比仅一成，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比近九成。越南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和机械设备，再组装加工出口至美国，中国、越南和美国形成了“中国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越南加工组装—出口至美国”的贸易链模式。据世界银行测算，2023年越南从中国进口以及对美出口的数据之间的关联度达96％，高于特朗普上届任期前（2016年）的84％。以纺织服装产业链为例，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总额中，归属于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的比重约为25%。

  三是中国积极开拓新兴市场，与其建立合作共赢关系，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着力扩展新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基于上一轮“301关税”清单商品的出口数据，测算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弹性。由于清单4关税生效半年内遇疫情扰动，为减少测算误差，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测算只选取前三轮商品清单的出口数据。其中，清单3出现税率调整，关税冲击节点选用最高关税生效时间。由于“特朗普2.0”转口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不考虑转口贸易对加征一定的关税的对冲效果。

  关税生效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约为0.8，即关税每上升1%，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关税生效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约为1.2，即关税每上升1%，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

  分商品看，家具、玩具、皮革制品、鞋服等劳动密集型商品、车辆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等商品的出口关税弹性较高，即关税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降幅较大。矿产品、餐饮、化学品等商品的出口关税弹性较低，即关税提高，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的降幅较小。关税清单1和清单2只针对机械设备、汽车、化工材料等中间品和资本品加征一定的关税，清单3商品范围扩大至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考虑各类商品关税生效时间的可比性，以关税清单3商品出口数据为基础，测算关税生效1年后各类商品的关税弹性。

  家具和玩具、车辆等运输设备、机械设备、皮革鞋服等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关税弹性较大，每提高1%的关税，1年内相应商品对美国出口分同比增速别下降1.5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家具、玩具和皮革、鞋、服装等消费品需求弹性较大，消费者面临价格持续上涨时，可以寻求其他替代品。中国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原本就比较小，加征一定的关税使得其市场占有率进一步萎缩。此轮加征一定的关税的机械设备最重要的包含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和空调、冰箱等家电产品，由于其生产和销售全球化程度较高，进口商容易找到替代品。

  食品饮料、矿产品、化学品、塑料橡胶制品的关税弹性较小，均低于1%。其中，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花了钱的人其价格敏感度较低。矿产品（稀土等）、化学品和橡胶塑料制品作为制造业生产的中间品，与美国产业链连接较为紧密，美国企业对其依赖度较高，中国的产品竞争力也较强，并且公司能够通过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减轻关税的影响。

  “特朗普2.0”加征关税的不同可能情景下，中国出口和经济受到的冲击幅度也有不同，具体测算如下：

  小幅加征关税情景：2025年2月，特朗普直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或将导致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影响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考虑到2024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为19%，因此可能影响2025年中国GDP同比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

  中幅加征关税情景：最快于2025年二季度，特朗普援引“301条款”，针对特定商品加征新一轮“301关税”，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20%-30%，即加征20%-30%的关税，影响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24-36个百分点，影响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速回落3.5-5.3个百分点，或影响2025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下降0.7-1.0个百分点。

  大幅加征关税情景：极端情形下，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承诺，美国对华征收60%的关税，即加征40%左右关税，将在1年内，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49个百分点，影响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速下降7.2个百分点，影响中国GDP同比增速下降1.4个百分点。

  一是特朗普将对进口商品进行溯源审查，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方转口或通过简单加工再出口至美国的行为。拜登政府宣布对含有中国钢材或铝的墨西哥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即若无法证明钢铁、铝制品是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熔化或浇注的，从墨西哥进口的钢铁产品也将被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或将延续和扩大进口溯源商品的种类范围，其在总统竞选期间曾表示，将对中国中转墨西哥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打击中国商品通过第三国出口到美国的行为。

  二是特朗普将针对中国外迁至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进行贸易打击，影响中国对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2024年11月29日，美国宣布对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东盟四国的光伏产品加征反倾销税，税率在21.3%至271.2%之间。而中国光伏企业在东盟四国的产能较大，美国提高关税使中国企业在东盟生产的光伏产品出口美国受阻。

  三是特朗普竞选时宣称将对全球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将导致全球贸易活动萎缩，冲击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中国商品出口的竞争优势从消费品向中间品和资本品转移。中国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快速增长，2023年我国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金额占出口总额的7成左右，拉动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再创新高。特朗普计划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将导致全球贸易规模下滑，进而冲击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智库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IESR）预测，特朗普对全球征收10%的关税以及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将在五年内拖累全球GDP萎缩2%，贸易量下降6%，墨西哥、加拿大、欧洲、韩国、日本等与美国联系密切的贸易伙伴均将遭受巨大损失。

  面对特朗普再度对华加征关税，中国应沉着冷静，对外出台有力的反制措施，对内提高内部政策和预期的确定性。既不能忽视“特朗普2.0”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也不宜夸大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是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及时出台有力的反制措施，增加与美国的谈判筹码。参考“特朗普1.0”时期的经验，中国可通过对美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等方式予以反制。“特朗普2.0”对华加征关税的覆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中国的反制措施也要持续升级。近些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反制效果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丰富了应对外国歧视性措施问题的工具箱。未来要进一步丰富政策工具箱，提高反制措施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实现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打击，同时增加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筹码。

  二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大财政货币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扩大内需，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财政政策方面，在赤字率达到4.0%为市场共识的基础上，及时根据形势调整并追加预算，确保必要的支出强度。财政支出的重点从投资为主转向投资和消费并重的格局，财政支出结构向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消费领域倾斜，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意愿；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并扩围至服务消费；加大对特定群体的补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并提振消费，包括对失业大学生的补助、对农村老人群体的补贴、对于二孩及以上家庭的特定补贴等。货币政策方面，用好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工具，该降准降准，该降息降息，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加大对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金融支持。房地产方面，探索从中央政府层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专项用于保交楼、收储、防范房企流动性风险等，解决当前地方政府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能力不足的问题。

  三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秉承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其一，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对不公正做法主动起诉，并积极应对被诉案件。其二，加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让双方在贸易往来中实现了互利共赢。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同时也带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三，建立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出口企业与国外优质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但可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而且中国企业能够最终靠全球供应链协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赢。

  四是通过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引导核心环节和高附加值和环节留在本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一是做好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工作，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地区转移，东部地区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二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将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土，加强产业承接地对中国核心环节的依赖性。三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控制传统产业外迁速度和规模。我国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当成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传统产业过快迁出，要逐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五是推动企业稳步、有序出海，通过金融政策支持、提高境外投资服务保障等政策，为中国出口和出海企业做好服务保障。其一，金融政策方面，引导银行机构开展面向出口和出海企业的境内外供应链金融服务；做好政、银、企的协同配合，设置海外工程融资担保基金，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鼓励银行机构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更好地满足出口和出海企业的贸易投资需求。其二，流程办理方面，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其三，境外投资服务保障方面，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面向出口和出海公司可以提供汇率避险方面的培训、咨询等公共服务；制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化解应急预案；积极组织企业参加高质量的境外展会，支持企业打造全球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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